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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自2010年起，陈志军被提拔担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工商局党组书记等重要岗位后，频频出入各种饭局，见惯了灯红酒绿，对物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于是，他妄图通过股市开辟致富“快速通道”。他先后筹集200余万元炒股，几年下来却亏损高达30余万元，心态失衡后为了尽快填补“窟窿”，他便千方百计将权力变现，开始频踩纪法红线。

“组织和人民赋予陈志军的权力，此时俨然成了他谋取私利、收取贿赂的筹码。”四川省纪委监委文章披露，长年在中江县担任乡镇、部门“一把手”的陈志军，身边不乏各有所图的“围猎者”。面对“围猎”，只要有钱可拿，陈志军便甘之若饴。担任某乡镇“一把手”时，他在工程项目中收取商人老板“感谢费”20余万元；任职县商务局局长时，酒店老板龚某某向其透露，希望招商引资引进酒店，并在土地价格方面得到“支持”，随后将10万元“感谢费”奉上，陈志军欣然笑纳；在县工商局长任上贝博体育app官网，为他人承揽业务收取“服务费”4万元……

调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后，陈志军在土地出让、项目拨款等方面为商人老板提供“服务”，换来了商人老板的“投桃报李”。2018年，中江县引进某重点旅游和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调整空间规划。2021年，该项目老板马某因此事多次求助，并送上8万元“感谢费”，陈志军很快利用职权提供了相应帮助。于他而言，“拿钱办事”习以为常，纪法约束抛之一旁，陈志军已将手中权力彻底异化为“等价交换”的筹码。

经查，2007年至2022年，陈志军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在工程款拨付、职务晋升等方面，为管理服务对象25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共计185.5万元，其中，2019年6月至2022年4月，仅在担任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国土空间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用地保障等方面提供便利，先后收受他人财物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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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贝博体育app官网，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贝博体育app官网，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