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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前不久在喀山举行成功会见,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这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也符合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双方要落实好领导人重要共识,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通过对话沟通增进互信,秉持诚意诚信妥处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健康发展轨道。要多发出积极信号,多做有利于两国交往的事情;多增进互信,少一些猜忌;多开展合作,少一些消耗。争取尽快在恢复直航、互派记者、便利签证等方面取得实际进展。明年是中印建交75周年,双方要规划好纪念活动,鼓励各领域各层级交流互访,增进理解和互信。

王毅指出,作为相邻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应把彼此发展视为机遇,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振兴,这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印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都坚持多边主义,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b体育,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取得更大发展。

苏杰生表示,喀山金砖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就推动印中关系稳定发展达成共识。很高兴看到双方都在采取措施落实领导人共识并取得积极进展。印方希望尽快重启有关对话机制,通过加强沟通保持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印中之间共识远大于分歧,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看待双边关系,以更积极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不让具体分歧定义两国关系。印方愿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推动印中关系向前发展。印中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b体育,这也体现了印中合作的潜力。印方同样反对单边主义,不赞成军事同盟,主张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愿同中方在二十国集团、金砖等多边机制中加强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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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时长达9个月,足迹遍布15个省份。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调研,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曾悲观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的他,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至于改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动员华侨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1939年,中国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华侨回国困难,不清楚国内状况。陈嘉庚于当年12月6日电函蒋介石,表示将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

“民族复兴是陈嘉庚从始至终的愿望,在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之前,他已在实业、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国之道。他最初是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的。”宁一说,“但他为何在9天之后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嘉庚先生的眼睛,帮助观众了解1940年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和侨务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亲身体验到的‘延安精神’。同时,我们也想通过陈嘉庚的视角来比较延安和重庆。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会问: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展览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

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份1940年7月从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汇往重庆的特殊汇款单。收款人是慰劳团第一分团成员甘进德,汇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汇款总额为“国币”700元。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陈嘉庚要求慰劳团成员费用自备,并多次叮嘱团员们要节约、耐苦,所到之处尽量起居简单,膳宿费自理,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

“我们的展览有两条线,明线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记录看延安,而暗线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闫媛媛表示,“嘉庚先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去延安的。张楚琨送的《西行漫记》,在重庆时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其见面、洽谈等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笔。”

“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馆,可见其前瞻性和创新精神。今天博物馆举办各种以‘侨’为主题的展览,讲好华侨故事,传承华侨优良传统,都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嘉庚精神’。”宁一表示。10年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发挥博物馆的职能,通过展览陈列、社会教育、藏品研究、开发文创等途径,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内涵,向公众讲述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