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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商务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深入研究推进修订《办法》。

战略投资是特定外国投资者直接取得并中长期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2005年，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税务总局、原工商总局、国家外汇局等五部门发布《办法》，为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提供了制度保障。据统计，《办法》实施以来，外国投资者累计战略投资600多家上市公司，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证券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产生了引进更多优质外资的需求。并且，随着外商投资法、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出台或修订，相关监管制度发生了重大调整，亟须根据新形势对《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引导更多优质外资投向上市公司，既能够促进利用外资扩总量、提质量，也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日益完善，为有效防范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并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有关机构、专家学者等意见。总体上，各方普遍欢迎修订《办法》，并提出了具体修改建议。我们对各方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修订并发布了新的《办法》。

答：商务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外汇局，以坚持进一步扩大开放，支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防范化解风险为原则，深入研究修订优化《办法》。修订后的《办法》主要是从五方面降低了投资门槛，旨在进一步拓宽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发挥战略投资渠道引资潜力，鼓励外资开展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二是放宽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要求。原《办法》要求外国投资者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管理的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为便利和促进上市公司引入更多长期资金，本次修订适当降低了对非控股股东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要求。如外国投资者实施战略投资后不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则对其资产要求降低为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或者管理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3亿美元；如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则依然要求其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者管理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

四是以定向发行、要约收购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允许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原《办法》并无涉及跨境换股的相关规定，战略投资作为并购的一种特殊情形，适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相关要求。《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规定，以跨境换股形式并购境内企业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股权应当是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本次修订，为吸引外国投资者综合运用现金、股权等多种方式战略投资上市公司，也便利境内上市公司通过跨境换股收购境外资产，同时考虑到定向发行、要约收购已有监管规则保障交易公允，我们对跨境换股实施分类管理。对于以定向发行、要约收购方式实施的战略投资，允许以境外非上市公司股权实施跨境换股。

五是适当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锁定期要求。原《办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首次战略投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应当在10%以上，并且取得的股份在三年内不得转让。本次修订，结合证券市场监管规则，我们取消以定向发行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持股比例要求，将以协议转让、要约收购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持股比例要求从10%降低至5%；适当放宽持股锁定期要求，同时坚持战略投资的中长期投资属性，将外国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由不低于3年调整为不低于12个月，如果其他规定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五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相关要求)，则需要符合相关规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我们在新的《办法》中着力构建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同时加强与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的衔接，在稳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切实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化解风险，守住国家安全底线。

一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要求聘请中介机构就战略投资是否合规出具专业意见cq9电子在线登录，中介机构经尽职调查认为不合规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中国证监会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规定处罚不尽责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应说明外国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各种方式(含QFII/RQFII、沪深港通等机制)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防范多方式持股超出股比限制或取得控制权。违反负面清单的，由有关部门予以处理。二是规定投资者在信息披露时可以作出合规承诺。外国投资者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应当对战略投资是否符合《办法》一并进行披露，并可以应相关方要求对合规战略投资作出承诺，若违规则自愿在一定期间不行使表决权、不质押股份等。三是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衔接。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依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安全审查。四是与反垄断审查规则衔接。战略投资达到经营者集中标准的，应当申报反垄断审查。构成经营者集中，且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cq9电子在线登录，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五是增加商务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规定。除各联发部门依法履行监督处罚职责外，商务主管部门还可以对违反《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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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消息称，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本次调查将聚焦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困难和需求，全面分析“不想生、不敢生”原因cq9电子在线登录，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促进生育政策落地见效提供科学依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些希望30岁以后结婚的人群中，69%的人认为“晚婚”的主要原因是结婚对象难找。此外大约30%的人认为，价值观的变化、个人的发展、心理准备不足、经济压力等因素也是推迟他们结婚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职业规划、教育进修、个人兴趣爱好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等，这些都可能影响一个人在何时选择结婚的决定。

育龄人群对婚姻的看法呈现两极分化趋势。有超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婚姻不是人生必选项，也有超三成的人坚定地认为婚姻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3%的受访者则明确表示拒绝进入婚姻。结婚的目的趋向多样化，超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结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组建家庭，更是为了获得精神慰藉和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婚姻找到一个能相互依靠、分享生活的人，以此应对各种挑战和压力。

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中，67%的人希望父母双方能够共同承担起养育幼儿的责任。因为养育孩子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父亲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分担育儿的重担，建立起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另外，有21%的受访者则希望长辈能参与到抚养过程中。长辈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能够为年轻父母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支持，更好应对育儿中的各种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发现绝大部分有生育意愿的群体，对于未来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等方面较“迷茫”。仅有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生育计划，并且在经济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确保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针对育龄群体开设相关的育儿或家长素养提升课程尤为迫切，通过系统学习，育龄群体可以更好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

受访者的生育意愿中，生育一孩的意愿最高，占46.2%，生育二孩的意愿为40.3%，生育意愿在三个及以上的仅占2.9%，不打算生育的占10.6%。从性别上看，女性生育一孩的意愿为47.3%，略高于男性，但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低于男性。从居住地看，城镇生育一孩的意愿高于农村，但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低于农村。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与生育一孩意愿总体呈正相关，与生育二孩意愿总体呈负相关，即学历越高，生育一孩的意愿越高，生育二孩的意愿越低；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越高，不打算生育的占比也越高。

绵阳市统计局报告还提到，调查中问及“希望获得哪些生育政策或者福利”时，受访者表示“给予生育津贴育儿补贴”的比例最高，为67.2%；希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托管服务”的比例也较高，为56.0%；希望“提高生育保险享受待遇”“购买改善型住房给予优惠”“延长产假、配偶陪产假”的比例相近，分别为52.7%、52.5%、52.2%。

还有部分受访者期盼，应设立专门机构并出台相应政策帮助育龄女性就业，加大女性生育后就业保障，解决生育后再就业的困难；保护女性权益，减轻女性育后回归社会的心理压力，依托社区开设女性育后就业心理辅导；根据用人单位女性生育情况，政府给予用人单位一定的政策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相关措施；加强企业在生育保险的购买、报销环节监督力度，保证产假期间的福利待遇正常发放。

这篇报告总结道：目前，“70后”“80后”生育能量释放结束，其余有意愿的“80后”已基本生育两孩，考虑三孩的很少。问卷调查显示，1284名受访人群中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仅占5.3%，明确不打算生育三孩的占87.54%。作为当前生育主力的“90后”，以独生子女居多，与“70后”“80后”相比，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自身发展，延迟婚育、结婚不育、不婚不育等婚育观念是制约生育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青年在婚育方面面临诸多压力，主要表现在“结不起婚、生不起娃”的经济压力，“工作加速、没空带娃”的时间压力，不少独生子女还面临“上有四老、下有N小”的抚养压力。多生一个孩子从前只是“多添一双筷子”，而今则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境况。在关于放弃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众多因素调查中，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居首位，父母工作忙无人帮助带孩子、女职工就业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分列二、三位。

此外，婴幼儿托育服务有缺口待规范。目前，酒泉市0～3岁托育服务供给现约为每千人口托位数3.07，距省政府“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数达4.5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现有托育机构多为营利性质cq9电子在线登录，主要采取备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规程、服务流程和内容的统一要求，各县（市、区）托育服务机构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经费保障不足、经营困难等现象。

酒泉市人大常委会还提到，问卷调查显示，群众在生育方面最希望给予的支持中，增加产假育儿假、降低教育费用、提高生育津贴分别位居前三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以来，省内外多地纷纷出台了鼓励生育的地方性政策，其中以直接“经济刺激”为主的生育补贴、育儿补贴、购房补贴等较为普遍。通过横向对比，调研组认为酒泉市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协同性不够，保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近五年来，竹山县结婚人数逐年减少cq9电子在线登录，每年减幅均高于全国均值。尤其是2023年，全国结婚人数有大幅回升，较上年度增加84.5万对、增长12%以上，而当地县依然下降了3.95%。同时，结婚对数持续下降，适婚单身人群不断扩大。调研中选取两个村做了统计分析，A村常住人口约920人，30到40岁户籍人口283人、未婚60人，其中单身男性54人、女性6人；B村常住人口约450人，30到40岁户籍人口186人、未婚13人，其中单身男性9人、女性4人。村干部普遍反映，农村“单身汉”越来越多，绝大部分都不可能结婚成家，更别说生儿育女。农村适婚单身男性群体与城镇适婚单身女性群体，形成了婚恋市场中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各类文件虽然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但由于涉及面太宽，现实中是都管又都管不到位。而且有些文件是指导性意见，没有配套的评价考核制度和统筹协调机制，各地各部门合力推进的局面难以形成。例如在落实托幼机构奖补过程中，由于全县大部分公办幼儿园在早期建设时没有消防验收合格证，托管0到3岁幼儿无法在卫健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因此在这些公办幼儿园入托的幼儿就不能享受每人每月300元的托育补贴。

三是购房奖补限制较多。房源匹配难，购房奖补房源集中在县城或宝丰集镇指定区域，很难匹配到农村地区生育家庭就近购房的需求。资格认定难，全县符合奖补条件的二孩三孩家庭共有4954户，已完成资格认定的只有259户（二孩家庭130户、三孩家庭129户）。房源兑现难，房源兑现速度慢，第一批纳入奖补房源的82套房子仅有1套被一个二孩家庭购得。

四是托育服务存在缺口。目前，竹山县0到3岁托育服务供给现约为每千人口托位数2.28cq9电子在线登录，距省政府“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托位数达4.5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现有托育机构多为营利性质，主要采取备案制管理，缺乏工作规程、服务流程和内容的统一要求，托育服务机构不同程度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经费保障不足、经营困难等现象。

六是鼓励力度相对较小。现阶段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数量少、力度小，与不断攀升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相比，激励作用有限，实际效果不及预期。座谈时有几个年轻妈妈简单算了一笔账，从怀孕到孩子出生，仅孕检和生产花费就达1.5到2万元，奶粉每月约1500元，尿不湿、婴儿纸巾等消耗品每月约500元。这些花费在农村已经是“刚性”支出，而此时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却因产假或暂停工作而下降，补贴的力度远不及生育花费，对其生育行为刺激力度不大。

八是思想观念存在掣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婚育观与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向出现较大反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实效果。受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生育观念已然成为80、90、00后等生育主力普遍的价值认同和实践自觉。同时，年轻群体中个人主义观念越来越强，年轻人更加追求自我满足、自我价值实现，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影响事业发展，更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

九是青年婚配困境突出。当前就业竞争激烈，加班多，工作压力大，年轻人有的专注事业，没时间恋爱、没时间育儿、没时间照顾家庭；有的安于现状，社交少、欲望低、不婚不育。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本地就业岗位少，青壮劳动力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既无法融入当地娶妻生子，回到家乡也错过最佳婚育年龄，在农村大龄单身男性群体普遍存在。

为此，竹山县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呼吁，应加快建立落实鼓励生育政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工作，统筹解决问题。鼓励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鼓励支持生育制定切实可行的小措施、小办法；加大财政保障力度，提高生育津贴标准，确保津贴实际购买力，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激发生育意愿；调整奖补办法，用更精准、更直接的方式调动年轻人的生育热情，让想生又不想生的中间人群进入生育队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