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温伯格：我在疫情期间读了1600首杜甫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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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柴大王’的诞生既是时代推着他走，也是刘鸿生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驱使。”长期研究刘鸿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说，1919年，中国人“抵制外货，提倡国货”的情绪高涨。那一年，河南、苏北地区发大水，当地大批民众涌入上海、苏州等地，愁困于街头。刘鸿生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和各位同仁一道慷慨解囊。

刘鸿生曾为创办私立定海公学(今为舟山中学)，将两家丝厂的全部资产共23.25万银元作为基金，自任学校董事长，亲自选聘学者、教员。“当时建学校至少需要27万银元，刘鸿生完全有财力独自出钱建校，但他还是留了些余量额度，发动社会上的人来投资教育，给多给少都可以，大家共享社会声誉。”钟祥财说，这种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交流活动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会主委陈小平说：“刘鸿生把开拓创业的奋斗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在民族内忧外患时纾家解难，在国家百废待兴时同舟共济，为中华民族工业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身上彰显的爱国之心、创业之志和桑梓之情，当是中国企业家精神谱系里闪耀的璀璨星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