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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乳石，具体包括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形态，被称为“雨水的时钟”，是需要上万年或几十万年时间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于远古地质考察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然而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除北京外，多地曾发生过破坏钟乳石的情况：山东省临沂市一家景区钟乳石景观被3名游客用石块砸断并带走部分碎块；湖北省宜昌市太清洞景区内，一名游客将几块钟乳石掰下；贵州省黄果树瀑布景区天星洞内，一名未成年人将洞壁上的钟乳石敲断并带走……

受访专家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是时候对溶洞钟乳石资源进行明确立法保护了，具体来看可以通过修订现行法律法规方式将溶洞钟乳石资源纳入保护范围，或者将地质遗迹保护部门规章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并予以完善。对于钟乳石资源丰富的省份，可以出台专门地方性法规，对钟乳石资源进行多层次、体系化的保护。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远海向记者介绍，钟乳石是地球演化历史过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证据，是研究古代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的重要依据，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生态价值，钟乳石也被称作“雨水的时钟”。我国钟乳石资源非常丰富，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在我国的东部和华北也有集中分布，对其进行保护十分必要。

记者梳理发现，在法律层面，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各级政府对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严禁破坏。在行政法规层面，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的规定，国家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一并对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进行保护。

在杨平恒看来，法律法规虽然提出保护著名溶洞等自然遗迹，但并没有明确列举保护对象包括钟乳石，对钟乳石资源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这些分散、零星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无法有力保护钟乳石资源。与此同时，著名溶洞等自然遗迹之外或者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之外的其他钟乳石资源，并不在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内，即使这些钟乳石资源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也没有相关规定予以监管、制止。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量野溶洞里面的钟乳石处于法律法规保护的真空地带。在这背后，是我国对钟乳石资源的保护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更没有深入人心。”杨平恒说，比如，根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岩溶应当予以保护，但普通人并不知道岩溶是什么，更不知道岩溶包括钟乳石，以及为什么其需要得到保护。

田亦尧认为，国家层面和各地可以制定和完善关于钟乳石保护的相关法律或专门法规，明确钟乳石的法律地位、保护范围、保护措施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正在编纂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对自然遗迹保护作专门条款设计；在正在进行草案二审的“国家公园法”中对国家公园内的钟乳石等地质遗迹做明确保护并对国家公园外但属自然保护地范围的钟乳石作出规定；今后在对地质调查立法时三期必出一期澳门彩，考虑对全国范围内地质遗迹的调查制度作出相关规定，做到摸清家底，为有针对性实施钟乳石保护或开发利用提供基础地质信息。

“钟乳石作为地质遗迹，应该由自然资源部门主管，同时，钟乳石作为岩溶组成部分，成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的一部分，由各相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钟乳石资源进行保护。对于纳入规划保护范围以外的钟乳石资源，例如人们俗称的野溶洞里面的钟乳石资源，或者新发现的或者将来发现的，由自然资源部门进行管理。”杨平恒说。

田亦尧说，在执法方面，要加大对野外钟乳石分布密集区域、涉钟乳石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的巡查力度，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钟乳石资源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严厉打击非法破坏钟乳石的行为。也可以建立钟乳石保护举报机制，鼓励公众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对于已经遭到破坏的钟乳石三期必出一期澳门彩，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修复，尽可能恢复其原状。研究有效保护钟乳石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如加强通风、控制湿度、使用护石膜等，为保护措施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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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